理性之梦与人性之墙：为什么否认本能的制度注定失败

这张照片火遍全网，这在中国只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颜值， 能够火遍全网，我将其视为白幼瘦审美对DEI审美的反扑。

无论是信仰女性主义，还是信仰共产主义，本质上都是对世界“可以用理性重构”的极度乐观。但现实从不遵循理想设计图，它遵循人性、权力和生物的逻辑。当信仰者试图改变这一切时，等待他们的，往往不是胜利，而是幻灭。他们会亲眼见到自己的理想在现实中坍塌，而这个过程，比任何外部批评都更残酷。

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类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往往建立在对人性的否认之上。以激进女性主义为例，其理论架构倾向于否认性别差异的自然基础，认为所有的社会性别角色都是“父权制文化”压迫的结果，女性之所以偏好照料、依恋家庭、重视关系，是被塑造的；男性之所以倾向竞争、喜好年轻貌美、追求社会地位，也是被洗脑的。这种理论假设的荒谬在于，它假定人类的择偶行为可以被彻底再造，而无视了至少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殖本能与策略。

事实是，性别不仅仅是社会建构，更深层的是生物建构。女性一生中拥有有限的卵子储备、固定的生育窗口和巨大的生殖成本，这注定了她们更倾向于在配偶选择中考虑稳定、安全与资源；男性则因生殖成本极低而演化出更强烈的性偏好，更在意外貌、年轻、身体健康这些直接与生育力挂钩的指标。这不是歧视，这是生命运行的底层算法。当一种制度或意识形态试图彻底抹平这些差异，强迫男性接受“不性感但道德正确”的择偶对象，强迫女性放弃对强者的本能偏爱，它并不是在解放人类，而是在挑战人性。这种挑战注定无法持久，因为人类不会为了“道德正确”而放弃繁衍冲动。

与激进女性主义否认性别本能类似，乌托邦式共产主义的崩塌，同样源于对人类利己本能的彻底误判。它设想一个不需要激励机制的世界，在那里，人们会自觉为集体利益工作，不索取超过他人，不滥用权力，不懈怠、不欺骗、不背叛。它假设，在废除私有制和阶级差异之后，人就会脱胎换骨，从动物变为圣人。然而，制度的运行不是靠信念驱动，而是靠人性调节。当人被剥夺了与努力挂钩的收益，他便失去了主动工作的动力；当资源由官僚系统统一分配时，权力者自然倾向优先照顾自己；当无法通过正当手段获得回报时，投机、逃避、谎报产量、权力寻租就成为唯一理性选择。最终，理想主义制度不仅未能创造出“新型人”，反而把最坏的人性推向体制中枢。

历史早已给出明证：苏联的集体农庄最终以荒废收场，“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最后变成“劳动者无饭吃”；毛泽东式的人民公社崇尚“人人平等”，但实际变成人人饥饿；柬埔寨试图用铁血手段压制私欲，最后却只剩杀戮与崩溃。理性设计无法抗衡本能冲动，空洞口号也敌不过肉体的饥饿与生殖焦虑。

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失败并未终结。它们只是换了形态，进入了屏幕与社交网络。那些在理想主义幻灭中醒来的人，开始变得愤怒、讽刺、犬儒。他们曾试图成为“道德新世界”的信徒，却最终只是在镜子前发现了自己的孤独与失败。激进女性主义者在45岁无子无伴的空屋中发问：“男人去哪了？”；前共产主义者在贫穷和等级再次回归的城市中怒斥“资本背叛了人民”。但其实他们不是被背叛，而是从未真正理解这个世界运作的底层逻辑。

也正因如此，今天当一个普通的日系女职员微笑着走入互联网中心，却引发亿万人情绪共鸣时，这种现象不仅是审美偏好的回潮，更是一种沉默的大多数对真实人性的回归。她并不是在反抗什么意识形态，她只是没有刻意对抗自己的性别、生物性和温柔本能——而正是这种“无意识的真实”，狠狠地击中了长年活在理性幻象中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