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被视为世界上言论自由保护最彻底的国家，第一修正案近乎绝对地保障了表达权利——你可以否认大屠杀，可以焚烧国旗，可以鼓吹纳粹主义，都不会因此坐牢。然而讽刺的是，在这个体系中，却存在一个几乎不可触碰的禁区：儿童。
在美国，儿童成为了法律与舆论双重结构中的“豁免群体”——不能被性化， 不能被幻想、不能被批评、不能被讽刺，甚至不能以虚构的方式描绘。这种特殊对待并非出于法律的一致性或理性分层，而是文化神圣化的延伸。它和我们在中国九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女大学生”意象极为相似，都是社会在某一阶段出于功能性需要，构造出的“理想人”形象。
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这是法律上不对称的行为， 在法律所定义的权利和义务中， 人只应当享受到属于人的平等对待， 不应该有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的分割，当然也不应该有年龄的分割。
儿童为何成为言论禁区？ 儿童在西方文化中被描绘为纯洁、无辜、未被污染的灵魂。这一形象来自基督教传统对童贞与原罪的复杂叙事，也与现代福利国家为了证明其人道主义立场而建构的“儿童中心”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种文化建构在法律中投射为极端的禁止——即使是完全虚构的儿童性幻想，也可能构成重罪。
这一做法的荒谬之处在于：言论自由的核心，是保护那些最令人不适的表达；如果一个群体因“道德神圣性”而无法被表达，整个自由体系就出现了结构性漏洞。
中国90年代的女大学生意象，与西方的儿童神圣性如出一辙 文化神圣化从不是美国独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仍是稀缺资源，而女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文学与电影作品中女大学生的形象被不断理想化：温和、清瘦、气质优雅、穿白衬衫、爱读诗。
但现实中的女大学生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她们可以粗鲁、情绪不稳定、180斤、极具控制欲，也会在宿舍扯头发、卷考试、谈恋爱。这种现实的不一致，被文学和话语系统主动抹去。
这和今天西方社会对“儿童”的处理一模一样：他们不是在回应真实儿童，而是在维护一个文化合法性的幻想角色。
文化意象的作用，是制造“不可批评者” 儿童、少女、白人女性、女大学生，这些被赋予“纯洁”“弱小”“理想化”标签的角色，本质上都构成了一个政治功能：她们是“正义话语的情感保险箱”。只要你以“保护她们”为名，就可以正当化审查、干涉、战争、政治暴力。
而她们和他们真实的复杂性——有攻击性、欲望、自私、暴力、操控力——则被系统性地从公共叙事中剔除。
而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女大学生的美好意象从未进入公权力和司法领域， 从来没有什么女大学生保护法。 而西方的儿童意象， 已经成为了西方法治精神接近顶层的一部分， 成为对言论和自由的巨大侵蚀。
在真正的法治秩序中，没有任何人应当享有“基于想象的赦免权”。儿童是人，而不是象征；少女是具体的身体，而不是抽象的希望。越是将他们神圣化，我们就越是背叛了他们的现实。这是理想的崩塌， 现实的不义， 这是错误的事情，应当被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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