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共妻”到“性爱解耦”： 共产主义正在西方世界实现吗？

从“共产共妻”到“性爱解耦”： 共产主义正在西方世界实现吗？

冷战时期的西方世界，曾深切地担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会侵蚀西方社会结构，其中“共产共妻”成为反共宣传的重要主题之一。西方保守主义者所害怕的是，共产主义制度将彻底瓦解家庭这一社会基础结构。然而，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家庭为何对西方社会具有如此核心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首先厘清一个关键概念：家庭的本质及其构成逻辑。一般而言，无论中西，传统社会中的家庭并非抽象存在，而是具体建立在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基础之上。东西方各大文明皆将婚姻视作家庭的起点和根基。换言之，家庭的存在首先要求婚姻的存在。
那么，婚姻的实质又是什么？通过跨文化的历史比较研究，我们清楚地看到：传统意义上的婚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其本质上是以性行为（consummation，圆房）作为关键标志与确认的。
比如，在古代中国，《礼记·昏义》中明确指出婚姻目的之一为“继后世”，只有夫妻间实际履行性行为（“圆房”或“周公之礼”），婚姻才被视为有效、真实和稳固的关系。在古罗马，《十二铜表法》清楚地指出婚姻伴随的义务即履行夫妻间的性结合（conubium）。中世纪基督教的教会法同样指出，未履行性行为的婚姻关系并不具有完整的法律效力。这表明，无论在哪个文化中，婚姻关系在传统意义上都以性行为作为其实质性标志。

有性行为才能叫婚姻， 没有性行为即意味着婚姻不存在。成功的同房是婚姻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

由此我们得以推论：家庭关系本质上是婚姻关系的延伸，而婚姻关系又是以性行为作为界定标准和核心实质的。当西方世界提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认为共产主义意味着“共产共妻”时，实际上是在表达这样一种焦虑：即婚姻关系的基础（即性关系的私密性与排他性）若遭到破坏，整个家庭结构必然随之瓦解，而家庭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石一旦崩溃，整个社会的伦理与秩序也将受到致命损害。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这种被西方传统社会深深恐惧的现象，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事实上早已悄然发生，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更温和、更隐蔽但本质上一样剧烈的方式——性爱与婚姻关系的深度解耦合——出现的。
现代社会中，性与婚姻的联系已经显著弱化甚至解体。性关系的自由化，婚前性行为、非婚生子女、婚外关系、开放关系等现象，已被许多西方社会接受并常态化。与此同时，婚姻本身越来越成为一种法律契约或情感依赖的表现，而不再直接与性关系、甚至生育后代绑定在一起。统计数据显示，婚姻率降低、离婚率升高、单身及同居现象增多，即是性与婚姻深度解耦合最直观的社会表现。
这意味着什么呢？传统西方世界最为恐惧的那种“共产共妻”、家庭结构解体的社会景象，实际上已经在另一种意义上自发性地发生。也就是说，家庭与婚姻的传统定义，在缺少了性行为作为实质性基础的情况下，事实上已经无法再稳定维持。家庭关系在现代西方社会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情感与经济利益结合，而非以传统意义上的性结合和生育义务为基础。
综上所述，尽管共产主义“共产共妻”的恐惧从未在西方现实社会中真正出现，但性与婚姻的深度解耦合却在今天实质性地实现了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这种解体过程，并非外力政治制度的强制推行，而是现代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文化共同作用下自然产生的结果。传统西方曾设想、却极力回避的场景，最终以一种令人意外的现代形态，在其自身的社会内部得以实现。

这种现象引发了深刻的理论反思：现代社会婚姻与性行为的逐渐解耦合，是否恰恰说明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呢？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其中包括家庭与婚姻制度的变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家庭结构的形式随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演变而变化，私有制社会必然产生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以明确财产继承权和维持社会秩序；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则必然带来家庭结构和性关系观念的根本变化。
尽管今天西方社会的婚姻与性关系变化尚未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构想的理想共产主义状态，但当代家庭结构的松动、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崛起、婚姻制度的形式多样化、性行为自由化，均显示了传统以婚姻和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逐步解体。这种解体恰好与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演进路径相契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达到一定阶段，必然导致社会上层建筑（包括婚姻、家庭和伦理道德）产生重大变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在西方得以实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趋势至少表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分析并非完全脱离现实。资本主义内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所推动的家庭结构变化，正在部分地印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推测。
总之，现代西方性爱与婚姻关系的解耦现象，并非仅仅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下，经济基础变化所带动的社会结构变迁之一。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社会结构根本变革的预测，似乎正在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中逐渐得到某种程度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