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殖民主义的拥趸，我认为殖民主义是好的制度，应该被延续和推广，这是从事实而非情绪出发得出的结论。
在看这篇文章的你，你的梦想是什么呢，你可能想当老师或者公务员？你能当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吗？这可能是你的终极梦想，我可以告诉你，北师大附中的校长是处级干部。而在加拿大华人移民中，处级干部属于低级干部。
作为你梦想的处级干部们，拼了命的玩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移民，这些国家只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全是殖民地(或殖民地宗主国)。
这充分的说明殖民主义是一个成功的社会制度，这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完美的制度，让我们来先谈一谈殖民制度的不完美之处。
殖民结构并非完美。在我观察中，第一个让我产生强烈错位感的是：加拿大原住民(印第安人)是黄种人，我也是黄种人；但我来加拿大之后，却发现自己被归类为“少数族裔”，这显然是荒谬的----原本的主人现在成了少数族裔。
加拿大今天主导阶层是白人，法律、语言、精英教育体系全是欧洲殖民的延续，而原生群体（黄皮肤的原住民）在国家结构中被边缘化、象征化，而不是实际参与。这说明：殖民制度虽然在经济和法治建设上卓有成效，但并不带来结构性平权，反而在某些层面冻结了殖民掠夺时期的人群等级结构，直到今天依然隐性存在，这种不平等是需要被修正的隐忧。
另一个例子是香港。我们一方面看到：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拥有完备的普通法体系、成熟的商法结构和强烈的法治文化——这无疑是殖民制度的正面成果；但另一方面，英文长期作为香港政府唯一工作语言和香港法院唯一工作语言，殖民时期香港民众的英文能力却普遍极差，大量底层民众甚至难以书写完整英文邮件，更无从寻求法律救济，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缺乏参与司法的途径，对于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极不公平，甚至体现出系统性歧视特征的。
这意味着殖民结构虽然引入了制度，但并不一定同步完成语言与教育的制度内化，殖民制度与本地主体之间仍存在深层“认知割裂”。这是一种“精英向上浮动、群众原地踏步”的殖民路径，长期看反而削弱了社会融合力。
我们可以有一万种理由批判加拿大和香港充斥着剥削和不平等，但唯一不变的是大家争破脑袋往这些剥削和不平等地方移民的理想，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大家都想去，那说明那一定是个好地方。在脱离道德情绪和历史赎罪叙事之后，我们应当诚实地认识到，殖民制度在总体结构上是一种高度优雅的制度移植过程。它在短时间内将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司法体系、语言体系、财政制度、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全球贸易网络输入到原本尚未建构出高复杂度国家形态的地区。加拿大全境、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莫不如此。在这些地区，殖民并未造成系统性崩溃，反而提供了稳定、理性的法治与国家结构，使这些地区成为今日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定居地。这种高密度文明结构的迅速成型，很难用其他机制替代完成。殖民不是一种简单的压迫机制，而是一种以强制形式完成制度跃迁的历史机制。
然而，殖民制度并非没有代价。在其制度注入与结构替代的过程中，原生人口往往遭遇文化消解、土地剥夺、身份边缘化，以及话语权的长期丧失。这种不平等并非源于“道德败坏”，而是源于殖民制度天然的“高效但不细腻”的结构性问题。问题的核心不是“殖民是否邪恶”，而是殖民带来的制度跃迁中，有哪些地方需要修复与调和，历史的高效建设必须配合后期的社会修复，这不是为了赎罪，而是为了结构稳定与社会持续发展。例如，加拿大可以在不否定其英法殖民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教育资源倾斜(但不浪费)，文化承认(但非主流)，政治参与(但无特权)的设计来逐步抹平原住民群体的结构性边缘地位，从而完成殖民遗产的平滑整合。
因此，殖民不是一种应被否定的“原罪结构”，而是一种可以被继承、优化和修正的“历史制度资产”。将殖民视为“本质罪恶”，是一种情绪性的叙事；而将其视为“完美无瑕”，又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逃避。正确的立场应是：承认殖民制度在制度跃迁中的巨大价值，同时正视其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并以精准的制度调控与社会政策，在殖民基础上实现更高阶的公平与持续性发展。这不是倒退的“反殖民”，也不是盲目的“殖民复辟”，而是一种在历史结构上推进系统优化的政治工程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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